一、地方学研究要突出地域特征和文化多样性

地方学一般是以行政区域作为研究的坐标。因而从理论上讲有多少个行政区域就会有多少个地方学，其数量还将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而发生变化。因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差异而形成不同“地方”，一个地名，一个人名就是一串文化符号。成为或称为地方学，就成为中华大文化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经历了“政治中国”、“经济中国”，现正走向“文化中国”。我们正在走向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谐一体的现代化中国。地方学研究和国学研究同样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为基本目标，而最高目标是各民族各地区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地方学是一门以本地区的历史文化、人文活动、生态环境等为研究对象的综合学问，既是彰显本地区历史文化丰厚内涵的一门地方性学科，也是弘扬地方文化的重要学术平台，更是打造地区文化品牌重要手段。地方学研究不能单纯就文化研究文化，而要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全方位视角，以多学科交叉的科学视角研究文化与经济的互动，研究文化力在经济社会服务中的作用。鄂尔多斯、锡林郭勒作为蒙古族历史文化独具特色、民族风情浓郁的文化区域，不仅具有草原文化之底蕴，而且作为蒙元文化的发祥地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

地方学，就是一个地区长期形成的有自己独特特征、自成体系、有自身规律的专门学问；是把国内某一地区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除了涉及该地区的地理、历史、人文、民族等之外，揭示该地区在现阶段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方式等诸多方面所呈现出的特点；地方学是一门交叉科学、边缘科学、综合科学。地域性和综合性是其显著特点之一。

地方学建设以和谐文化建设这个核心，以创新为动力，把握传统，以传统承载时尚，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对现代和未来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重视区域文化的特色问题。特色不仅是形象，有时更是生命。区域文化大打特色牌，是一种值得关注、研究和赞赏的做法。强调特色、营造特色、突出特色，显然是对以往在自发状态下的发展成功的总结。

区域文化是指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不同，导致历史文化背景差异，从而形成了明显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就是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对地区发展的意义：是整个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可以使各地更好地互相补充,互相协作,协调发展,发挥国民经济的整体优势；是消灭贫困,使当地各族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加快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于保持社会安定,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长期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内外出现了中国文化热的大潮，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对文化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过去几十年大肆破坏传统文化的理性反思。同时与中央提出三个文明建设密不可分。人们开始更加注重和珍视中国文化，尤其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全国各地积极挖掘地方文化，实现文化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如许多地方大力开展地方文化研究，力图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内涵，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持续良性发展。地域文化开始升温，逐步形成了地域文化研究热。世纪之交，中央先后提出“建设先进文化”、“进一步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明确了文化发展的目标和根本方向。中国的学术研究水平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总体水平和实力大幅度提升，其发展必然要求地域文化研究的加强和深入开展。目前，各地域文化地方学经过发展和积累，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进行总体规划、综合研究、全面发展，是今后必须思考的问题。再加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加快，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挖掘工作得到加强，逐步形成了文化合力，受其推动，地方学纷纷兴起。

对于鄂尔多斯、锡林郭勒历史文化应该做到：一要深化加强对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两地是鲜明蒙古游牧文化特征相对保存完好，又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宗教遗产，应当设立一个专门的学科来进行研究。作为一门地域性研究学科，鄂尔多斯学、元上都文化学的应运而生，弥补了本地区以历史文化、人文活动、生态环境等为研究对象的综合学问方面的空白。二要明确研究方向。紧紧围绕“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品牌，宏扬成吉思汗文化，侧重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和多元文化内涵，以及开放性和包容性典型特征。不仅有利于整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还有利于深入解读蒙古族文化内涵。三要确定研究对象。浓厚蒙元文化个性和魅力是地方学研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两地地域文化内涵和特色，既要关注地方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和贡献，也要注意平民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文化特色。包括衣、食、住、行、生产经营活动、习俗、节庆活动、人生礼仪、民间信仰、民间禁忌等等。同时，研究要挖掘地域文化底色，提升城市文化品位，还应该在说明地方文化特色的基础上，说明地方文化个性特征问题，把研究工作提升到理论层面，加强与国内外、区内外学术界的对话。地方学研究就是研究这个地方的文化、内涵和特色，以及如何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服务。

二、地域文化具有的文化资源优势

约在1635年，鄂尔多斯部归附清王朝后，清王朝开始推行盟旗制，于1649年将鄂尔多斯部划分为六旗，组成一个盟，因会盟地点在伊克昭（大庙 王爱召），该地区始称伊克昭盟。伊克昭盟这个行政区名称历经清王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沿用到2001年撤盟设鄂尔多斯市。现在的鄂尔多斯市，行政区域位于内蒙古西南部黄河中上游三面环绕的“几”字形曲弯内。西邻宁东，南邻陕北，东邻晋西，北邻自治区呼包巴三市。市域面积8.7万平方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为多数的一个地级市，下辖7旗1区，150万人口，蒙古族等19个少数民族占总人口14%。现在是走在内蒙古自治区乃至中国西部前列的经济社会发展颇具实力、魅力和活力的地区。

鄂尔多斯学的创立，是鄂尔多斯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以及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持续协调发展的产物。鄂尔多斯是“河套文化”（萨拉乌苏晚期智人）的发源地。从旧石器晚期开始，鄂尔多斯地区是我国北方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舞台，是民族汇聚、交往最集中的地区。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时最早开发和组成部分。蒙古鄂尔多斯部驻牧这块较为封闭且相对独立的地区以后500多年，一直较完整较稳定地聚居在这一地区。因此，也就较完整地保留下来蒙古族最基本的传统文化，成为蒙古传统文化标本，草原文化的集大成；保留下来了最完整最丰富最有特征的成吉思汗祭祀、苏勒德祭祀等祭祀文化；鄂尔多斯又有研究和传承地区文化的深厚传统。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鄂尔多斯又持续出现了引起世人注目并加以研究的被各路专家学者称之为“鄂尔多斯经济现象、文化现象、生态现象”等等。

以上这些具有鄂尔多斯地域和民族特色、由鄂尔多斯地域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社会现象构成的大文化体系、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相适应的生存生产生活规律等等，必然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研究的热门课题，也就构成了鄂尔多斯学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立学基础。只有“鄂尔多斯学”可以涵盖包容鄂尔多斯极为厚重的文化内涵，体现鄂尔多斯区域品牌的真正价值，能将鄂尔多斯区域有价值的信息高度浓缩化。更为现实的是它可以将“鄂尔多斯现象”或“鄂尔多斯模式”等深化为对各客体间互动发展规律、历史与现实间嬗变规律的研究，为主体所知所用。

锡林郭勒草原具有丰厚而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和远古文明。“元上都是13—14世纪世界政治文化中心，是东西文化的交流点，中国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融会点，蒙元文化的发祥地”。“从某种意义上说，上都文化是蒙元文化的集中体现”。锡林郭勒草原是蒙元文化的发祥地，也曾是华夏文明的支源。这里不仅有着现代文明，而且还遍布着数量众多的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遗址以及灿烂的蒙元文化。锡林郭勒盟境内陆续发现有石器时代的遗址和石器、陶器等物品。从锡林浩特境内及锡林河两岸发现的数量巨大的各种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和分布密集的遗迹、遗址表明，在远古时期这里有大量的人类活动，并创造了早期人类文明。从收集和发现的石器制品中可以判断这里的石器品种之全、数量之多不亚于国内任何一处已知的石器遗址。从发现的石耜、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壁、石刀来判断，那时很可能出现了农耕生产。从锡林浩特市胜利苏木境内发现的规模庞大的石器专业加工场所来推测，当时已经有了原始社会的初步分工和制度，有专业生产石器制品的群体，他们技艺高超，专业性强，从精美的石箭镞、石针、钻孔器、石刀及细石器中可以得到证明。而这些群体的生活资料由另一部分专门从事渔猎、农耕的群体提供。各种实物证据表明在锡林浩特地区五千前就已存在并形成一个高度文明的人类社会了。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均陆续发现有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迹。 例如1998年东乌珠穆沁旗阿拉坦合力苏木西北25公里附近发现一处古人类居住遗址，位于东海尔汗山中，海拔1400余米，是一天然花岗岩洞穴。命名为金斯太洞穴，属草原先民的居住遗址。目前已经出土了大批旧石器时代晚期到北魏时期的石器、骨器、骨骼、骨饰品等文物。这一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北方古代生态环境、气候、植被以及民族迁徙等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镶黄旗、东苏旗、二连浩特境内都发现过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遗迹。

锡林郭勒大草原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素有“长调之乡”、 “博克之乡”之美誉，在蒙古族文化艺术、宗教文化、祭祀文化、婚礼等表现出突出的地方特色。锡林郭勒文化源远流长，可上溯到新旧石器时代，蒙元时期这里曾是蒙古各方势力纷争的古战场，也有原始人类文明的发祥地，至今文物古迹、遗迹犹存。

确立鄂尔多斯文化学、元上都历史文化学是根据其当地文化资源优势准确定位而确立的。无论是具体项目还是品牌，都大打民族文化的牌，强调其独一无二性，“人无我有”，甚至可以将其带有这一特色的项目和品牌展延到其他地区。实践说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打特色牌，文化产业不仅可以获得长足发展，甚至可以成为当地发展经济的最亮点。比如云南省。浙江省也强调大打文化名人牌。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曾先后养育过汉代王充、宋代沈括、陈亮、叶适，更有过王阳明、刘宗周、王士祯、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龚自珍、章太炎、鲁迅、秋瑾、蔡元培等等，这些人所代表的学派、思想和文化成就，不仅是留给现代浙江人的一种现实遗产和资源，更是一种精神财富。而对这样的背景，凡是可以发扬的他们会继续发扬，凡是相对落后的地方也可以给他们以激奋的力量。浙东的一些地区如绍兴，在此方面就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宏观文化的基础建设，起到的是示范效应，营造的是一种文化的社会氛围，为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实际上，就各地的文化特色而言，特色资源即是优势资源，而优势资源也同样可以变为特色资源。只要注意发现和培育，打特色牌并不难。关键的是要善于发现，若把不是特色的当作特色来宣扬，只能落得自己鼓吹、自己欣赏的结局。

三、地域文化对地域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产生巨大影响

地域文化环境是经济全面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链条。一般来说，先进的文化造就了发达的经济，落后的文化只能伴随着贫困的经济。我国目前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区域，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即长江三角洲，其经济增长原因中历史传统、科技人文等地域文化因素就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因为这一地区是我国许多先进文化的发源地和萌芽地。

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比如鄂尔多斯市，由于是成吉思汗长眠的地方、“河套人”遗址所在地；山东的泰安，由于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泰山及大汶口文化的所在地，人文荟萃、名胜云集，吸引众多外地人去旅游观光，带动了该地区的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餐饮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该地区的第一、第二产业也相应发展。这就是充分利用当地的文化资源，组织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资源优势来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结果。这对于独具特色、较完整保存着蒙古族民族文化、成吉思汗文化、蒙元文化特点的鄂尔多斯市、锡林郭勒盟来说非常值得借鉴。

从地域文化角度讲，中华文化大致是由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和草原文化组成的。这是中华文明研究的新成果。草原文化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符合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而且应该肯定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正如草原文化研究所学者乌恩所说：“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主导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

草原文化是特定的地域文化，它的基本社会基础是游牧经济，是经过许多世纪的漫长岁月而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把草原社会引进了文明的门槛，并在缓慢的前进着。地域文化对地域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地域经济发展状况对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支撑的基础性作用，不同的地域经济水平和特色孕育出不同的地域文化。同时，一个地区的传统地域文化会经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是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公共选择后，所最终积淀在这个地区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质的文化底色，这种底色是异常强大而稳定的，必然会对该地区的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的的反作用。因而各具特色的地域经济总是体现出受不同类型地域文化影响的深刻印记。文化的无形作用成了经济发展中所隐含的深层次的动力，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经济中，文化已经成为经济的灵魂。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文价值取向与经济目标追求的联系已越来越不可分割。“地域文化对地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地区的社会现代化，都离不开精神动力的支持”。（刘向东，《加强文化建设发展有特色的地域经济》，理论探索，1997，③）文化人类学家杰姆逊认为：“经济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经济”。文化影响着经济增长作出反应，只能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创造和发展。发展模式的创新，对原有的模式的超越，说到底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再造。

鄂尔多斯文化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值得学习借鉴。锡林郭勒民族文化资源应该得到优化配置，上都历史文化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以挖掘弘扬蒙元文化为中心，以元上都遗址的 “申遗” 保护开发和锡林浩特地区的文化建设为重点，努力抓好以乌珠穆沁、阿巴嘎、苏尼特、察哈尔四大部落为主的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以蒙元文化为中心，四大部落文化为依托，具有浓郁锡林郭勒地方特色的地方文化，传承优秀民族文化遗产服务于当代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是今后发展趋势。上都文化研究正是以元上都遗址为中心和品牌，涵盖整个锡林郭勒地域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2003年4月，围绕元上都遗址这个世界级文化品牌，传承和弘扬蒙元文化遗产，成立了锡林郭勒盟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标志着锡林郭勒地区历史文化研究、地方学建设进入一个新历史阶段。

近年来，上都文化研究会紧紧围绕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本地区优秀的地方文化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研究开发保护利用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凸显，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人们的重视。

近年来，全盟上下紧紧围绕自治区政府提出的“文化大区建设”和锡盟委提出的“文化大盟建设”，加大开发保护利用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正蓝旗的元上都遗址“申遗”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完整、最宏大的草原都城遗址，是中国保存最好的游牧民族珍贵文化遗产，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文化遗产，并列入全国100处大遗址保护当中。作为元朝首都将近百年之久，有六位皇帝在元上都登基。元朝是当时世界上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接促成了元大都的建设。元上都文化对中华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见证了蒙古民族在十三世纪为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与人类经济文化交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与辉煌。自1996年正式启动“申遗”工作以来，取得了一定进展，并受到中央和国家文物局领导的关注。2008年，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对申报文本的最新要求，组织专家进行重新修改，各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有序进行当中。

比较典型的多伦县已经打造成历史文化名镇，开始重放异彩。多伦史称“多伦诺尔”即七个湖泊之意。自辽金元以来，他就是京畿与蒙古高原门户连接的战略要塞。公元前300年燕昭王以秦开为将，破东胡，扩地千里，筑“燕长城”，至今遗迹犹存。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经在多伦选风水宝地“拜日跸林”，举行盛大的祭天仪式，为大辽的兴旺祈祷；成吉思汗屯兵多伦攻打金朝；忽必烈在滦河岸边建避暑行宫东凉亭，成为元朝历代皇帝游玩狩猎之地；明成祖征伐北元，归途中病故榆木川；清朝顺治帝巡视塞外，在多伦召见蒙古王公；康熙帝在多伦诺尔与内外蒙古48家王爷和三部首领会盟，正式确定了北方版图，并赦建“汇宗寺”；雍正皇帝又建“善因庙”，使多伦成为中国北方喇嘛教中心。班禅六世东行途经此地说法祈福，进一步提高了多伦喇嘛教的影响力。汇宗寺的兴建以及章嘉活佛对整个内外蒙古喇嘛教事务的主持和管理，大大促进了多伦商业的繁荣和发展。从此，多伦逐步发展成为拥有4000商户、18万人口的著名的塞外商埠——旅蒙商之都。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纵横交错的十八条大街里，商业店铺、手工作坊、会馆、庙宇、清真寺与民居错落有致，分布其间，被称为“南迎中华福，北接蒙古财，日进斗金，日出斗银”的草原城市。

汇宗寺与山西会馆及清真寺是多伦古城辉煌繁荣的历史见证，经历过历史洗礼的古城遗址燕长城、辽元代古墓葬群、忽必烈夏宫——东凉亭，至今犹存；而耶律阿保机、成吉思汗、朱棣、顺治、康熙、乾隆、六世班禅、章嘉活佛、李大钊、吉鸿昌等人文轶事，增添了多伦人文历史价值。而完善旅游规划，整合旅游资源，使多伦县的旅游业真正向回归自然、返璞归真方向发展，深入挖掘“康熙会盟、旅蒙晋商”的历史文化内涵，打造古寺庙旅游品牌，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又会促进本地区群众文物保护意识的进一步增强。

随着大唐国际煤化工项目、伊利集团奶粉项目、超大集团良种奶牛繁育项目、协鑫矿业煤炭开发项目等相继落户多伦，旅游业等第三产业也呈现持续快速发展势头，这也必将有利于历史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

在锡市地区通过合理整合优化资产，投入近4亿元建成了蒙元文化苑，先后还建成了成吉思汗广场、贝子庙广场、赛马场、锡盟职业学院着力打造的锡林河旅游度假村等一批硬件文化设施。在四个地区着力突出了地域文化特色：乌珠穆沁地区以蒙古长调、博克为依托，乌珠穆沁部落文化为特色；阿巴嘎地区以成吉思汗宝格都乌拉、潮尔为依托，以阿巴嘎文化为特色；苏尼特地区以苏尼特岩画群、通古尔化石为依托，以二连恐龙化石为重点，以苏尼特部落文化为特色；察哈尔地区以察哈尔民间民俗文化及阿斯尔为依托，多伦汇宗寺为重点，太仆寺以皇家御马文化为依托以察哈尔部落文化为特色。

全盟的文物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全盟300处不可移动文物中，国家、自治区、旗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为4处、29处、38处。全盟馆藏文物3500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50件（套）、二级文物44件（套）、三级文物92件（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2006年那达慕、祭敖包、勒勒车制作技艺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火不思等九项进入自治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建立了全盟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收集整理10大类48项，登记传承人31名。其中国家级传承人1名，自治区命名服饰类传承人9名，还命名一批传统文化之乡和传统技艺保护基地。11个旗县市被自治区文化厅命名为第四批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今年9月27日，苏尼特左旗被中国文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蒙古族塔穆嘎（印记）之乡、中国蒙古族德格苏（绳艺）之乡、中国蒙古族沙嘎文化传承基地。锡盟蒙古族民歌、长调、潮尔、蒙古图案、民间手工艺品，蒙古族生产、生活用品等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截至目前在全盟范围内共被命名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3个，拓展项目2个，第二批1个；自治区级 9个；盟级 48个。

历史文化是解读一个地区发展奥妙的根，是探求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规律的源，是创立地方学的沃土。鄂尔多斯学、上都文化学研究在盟内外、区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历史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重大民族文化活动的成功举办，元上都遗址“申遗”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对于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旅游业迅猛发展、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扩大知名度对外影响力等都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地域文化建设是关键的一环。近年来，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许多地区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了地域文化建设的资源整合力度，地域文化建设呈现出很多亮点。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发挥了文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地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文化遗存丰富、民族民俗文化特色鲜明的优势，突出特色打造区域文化品牌是繁荣文化、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焦福宝叶红梅)

本文参阅:

1.奇朝鲁：《鄂尔多斯学与地方学》；

2.张有智：《地方学研究之我见》。